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十大典型案例

编者按：5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第十六期“案例大讲坛”召开。此次“案例大讲坛”以“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为主题，发布了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十大典型案例。（上海坤澜律师事务所特此推荐。）

1.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公款再审改判无罪案

【案情简介】

原审被告人张文中，男，汉族，1962年7月1日出生，博士研究生文化，原系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3月30日，原审被告人张文中因犯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张文中2016年10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再审决定。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后,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张文中无罪，原判已执行的罚金及追缴的财产依法予以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物美集团在申报国债技改贴息项目时，国债技改贴息政策已有所调整，民营企业具有申报资格，且物美集团所申报的物流项目和信息化项目均属于国债技改贴息重点支持对象，符合国家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政策。原审被告人张文中、张伟春在物美集团申报项目过程中，虽然存在违规行为，但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骗取国债技改贴息资金的诈骗行为，并无非法占有3190万元国债技改贴息资金的主观故意，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原判认定张文中、张伟春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原审被告单位物美集团在收购国旅总社所持泰康公司股份后，给予赵某30万元好处费的行为，并非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亦不属于情节严重，不符合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物美集团在收购粤财公司所持泰康公司股份后，向李某3公司支付500万元系被索要，且不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主观故意，亦不符合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故物美集团的行为不构成单位行贿罪，张文中作为物美集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其亦不应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原判认定物美集团及张文中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原判认定张文中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为个人谋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原判认定张文中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典型意义】

张文中再审案件是在全面依法治国、加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大背景下最高法院依法纠正涉产权和企业家冤错案件第一案,为纠正涉产权和涉民营企业冤错案件、落实产权司法保护树立了典范和标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利益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核心内容。张文中案被依法改判，贯彻落实了党中央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体现了人民法院纠正冤错案件的决心和坚持，体现了罪刑法定等法治原则，体现了人民法院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担当精神,对于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保障民营企业家安心干事创业，具有重大示范意义。

2、赵明利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

【案情简介】

1994年8月时为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春光铆焊加工厂厂长的赵明利，因涉嫌诈骗被鞍山市公安局收容审查，后执行逮捕。 1998年9月14日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检察院向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赵明利犯诈骗罪。1998年12月24日千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赵明利犯诈骗罪证据不足，宣告无罪。 宣判后，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1999年6月3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赵明利利用东北风冷轧板公司管理不善之机，采取提货不付款的手段，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明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被告人赵明利提出申诉，并分别被鞍山市中院、辽宁省高院予以驳回。2015年7月21日赵明利因病死亡。赵明利妻子马英杰以赵明利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2018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鉴于赵明利已经死亡，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依照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原审被告人赵明利在担任厂长并承包经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鞍山市立山区春光铆焊加工厂期间，虽有4次提货未结算，但赵明利在提货前均向东北风冷轧板公司财会部预交了支票，履行了正常的提货手续。有证据表明，其在被指控的4次提货行为发生期间及发生后，仍持续进行转账支付货款，具有积极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的意思表示，且赵明利从未否认提货事实的发生，亦未实施逃匿行为，故不能认定为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据此，赵明利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亦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

【典型意义】

赵明利案再审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敲响的东北地区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第一槌。该案中赵明利被改判无罪的关键点在于，厘清了经济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本案中，赵明利未及时支付货款的行为，既未实质上违反双方长期认可的合同履行方式，也未给合同相对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尚未超出普通民事合同纠纷的范畴。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诈骗犯罪，不得动用刑事强制手段介入正常的民事活动，侵害平等、自愿、公平、自治的市场交易秩序，用法治手段保护健康的营商环境。

3.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

【案情简介】

2005年7月，柯林格尔系创始人顾雏军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拘捕。2008年1月30日，广东佛山市中院对格林柯尔系掌门人顾雏军案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80万元。宣判后，顾雏军提出上诉。2009年3月2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顾雏军刑满释放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顾雏军案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提审。2018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2019年4月10日，最高法终审判决：撤销顾雏军原判部分量刑，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6.6亿元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存在，但该行为系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事项的延续，未造成严重后果，且相关法律在原审时已进行修改，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故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原审认定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予以披露的事实存在，对其违法行为可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但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已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不应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原审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给扬州格林柯尔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不应按犯罪处理，但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顾雏军、张宏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挪用数额巨大。鉴于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依法可对顾雏军、张宏从宽处罚。

【典型意义】

顾雏军案再审改判，向全社会释放了产权司法保护的积极信号，把党中央关于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精神落到了实处，对于激发企业家创业创新动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案中三个罪名的认定都体现了程序法治和证据裁判的基本要求，就是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认定事实的证据必须是合法收集的，必须是客观真实的。该案的再审促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产权的保护制度，关注良好的营商环境，关注企业的合法合规制度。同时为司法机关办理类似案件要坚持谦抑原则，要慎重启动程序，慎重采取强制措施在罪与非罪的把握边界上要更加严格，严格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这些基本的原则，树立了典范。

4. 广州德览公司、徐占伟骗取出口退税无罪案

【案情简介】

广州德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览公司）为外贸企业，具有进出口经营权和出口退税权，徐占伟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公司的实际负责人。2013年，经与林某坤、张某萌商议，徐占伟同意林某坤、张某萌挂靠德览公司从事服装出口业务，由德览公司负责提供加盖公章的空白采购合同和报关单给林某坤、张某萌，由林某坤、张某萌自行负责组织货源和自行报关出口，德览公司在收到林某坤、张某萌提供的出口合同、报关单证及发票等资料后，再向国税部门申请退税，并按照出口金额每美元收取人民币0.03元至0.05元的比例收取手续费。2013年10月至2014年11月间，德览公司通过上述方式共接收林某坤、张某萌提供的由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金金服装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金金公司）、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兴兴绒毛服装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兴兴公司）、山东省乳山市超越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山超越公司）、河北省巨鹿县恒合绒毛制品厂（以下简称巨鹿县恒合厂）等四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930份，并持其中的 900份发票向国家税务部门申报出口退税，共计申请退税款人民币13982187.38元，其中已经实际退税人民币10256301.61元，所申请的退税款扣除应收取的挂靠费后，余款均汇入林某坤指定的账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德览公司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徐某某，利用德览公司作为进出口公司可以申请退税的资质，为他人提供挂靠服务，在不见客户、不见货物、不见外商的情况下，允许挂靠人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行报关从事出口业务，并持挂靠人提供的发票申请退税，显属违法违规行为。但本案并无证据证实德览公司主观上明知挂靠人具有骗取出口退税的故意，不能排除德览公司确系被挂靠人蒙蔽的合理怀疑。德览公司及其诉讼代表人、徐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合理，依法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指控德览公司、徐某某骗取出口退税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遂判决德览公司和徐占伟无罪。

【 典型意义】

依法坚守罪与非罪的边界，加大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保护力度，增强了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切实保护了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产权意见》关于“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的要求落到实处。本案对于指导全国各级法院在司法审判中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不规范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麦赞新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无罪案

【案情简介】

2003年初，东莞市大岭山镇颜屋村委会有土地出让进行房地产开发，麦赞新与陈某龙、苏某波等人与该村委会负责人商谈后，麦某某代表长新公司与该村委会于2003年4月5日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开发面积约750亩。同年4月7日，长新公司按照约定支付20万元订金给颜屋村委会。之后，因东莞市大岭山镇政府不认可上述合同，合同未能履行。
2003年4月18日，东亚公司注册成立，由麦赞新、蔡某红投入注册资金50万元，登记股东为麦某某、陈某龙和苏某波，其中麦赞新、陈某龙各占42.5％的股份，苏某波占15％的股份，麦赞新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03年7月10日，麦某某代表东亚公司与东莞市大岭山镇房地产开发公司、颜屋村委会在大岭山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下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取得颜屋村委会上述约750亩土地进行开发。随后，东亚公司陆续支付土地投资款，2003年7月25日，以东亚公司的名义转付610万元给大岭山镇资产公司作为商住用地指标费；同年11月11日，以东亚公司名义转款200万元给大片美村购买用地指标；同年8月1日、12月19日，以东亚公司的名义各转100万元给颜屋村。截至2003年12月19日，以东亚公司的名义共向该土地投资项目支付10100500元。

2004年1月，麦赞新以东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要求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终止履行，并以长新公司名义重新与颜屋村委会和大岭山镇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此后，麦赞新以其夫妻名下的长新公司等多个公司名义支付上述土地开发相关款项。2005年6月9日，麦赞新与陈某龙用两人共有的厂房做抵押，以东亚公司名义向农行长安支行贷款660万元，随后麦赞新将上述660万元贷款中的50万元用于支付该笔贷款利息，余款610万元用于麦名下的长新等多家公司的经营活动中。2006年4月30日，陈某龙向东莞市公安局报案称，麦赞新利用担任东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侵占该公司的权益。2006年8月16日，麦赞新提前偿还上述尚未到期的贷款。2018年1月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无罪判决。

【典型意义】

严格把握民事纠纷与犯罪界限，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自由权利。公司合伙人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可以通过和解、调解及民事诉讼等方式来解决，正常的民事纠纷不应被作为犯罪处理。 刑事司法应牢固树立谦抑、文明等理念，刑法介入经济活动应谨守最后手段性的原则，切实依法维护企业家人身安全，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6. 山东济南某食品有限公司合并破产和解案

【案情简介】

济南某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1年，主要生产冷冻饮品、糕点等，济南某实业有限公司是该食品有限公司投资的关联企业。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两公司成为年生产能力超8万吨，年产值达8亿元，拥有7000家零售网点的行业龙头企业。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积累大量房地产用于经营或出租。后因两公司互保联保、对外担保导致资金链断裂，于2015年底被迫停产。企业资产被多家法院查封冻结，面临拍卖抵偿担保之债的境地，经市政府成立专门清算小组进行清算仍无法解困。2016年9月5日，济南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两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该案涉及债权人总计840余户，债权总额8.7亿元，其中仅企业向职工、家属及其他个人借款金额即高达5亿余元。进入破产程序前，部分债权人通过各种手段向企业及实际控制人追讨债务，民间矛盾极为尖锐，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的不良影响。

针对两公司现实情况，继续实施破产清算，势必造成企业主体的消亡、知名品牌的消失，同时也会导致债权人清偿比率低、职工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在充分论证企业资产现状、债权人需求和职工就业等因素后，济南中院经与管理人、企业负责人共同研究，最终确定了两公司合并和解的努力方向，实施“瘦身式和解”方案，即剥离债务人非核心资产，战略性处置两公司不动产用以清偿债务，仅保留核心生产线以保障公司畅销冷食生产销售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企业瘦身并摆脱债务泥潭的目的。经共同努力，2017年10月17日，济南中院裁定认可两公司合并和解协议。历时一年一个月，合并和解最终取得成功，实现了840余户债权人权益最大化，保障了职工利益，挽救了知名企业。

【典型意义】

本案创新适用破产和解程序，提升企业偿债能力，保存核心生产力，剥离非主营资产，高比例清偿债权，实现了企业整体脱困重生。破产和解程序的适用，能够延续企业文化，保持企业股东、管理层、职工的整体稳定，避免破产重整中新投资者与原企业员工的基因排异，具有程序便于操作、无须分组表决，司法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该案是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有益尝试，也是运用法治化、市场化思维挽救有价值企业的有益探索，实现了相关利害关系人多方共赢，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一案件的成功处置，对于人民法院正确适用破产和解程序，帮助企业提升偿债能力，实现企业整体脱困重生具有典型意义。

7.安徽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诉肥西县花岗镇人民政府、肥西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

【案情简介】

2011年12月20日，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与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陶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一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流转坐落于花岗镇陶店村七个村民组773.24亩（含塘口面积55.73亩）土地，用于苗木花卉种植经营。流转期限自2011年12月20日到2025年9月20日，前述协议的签订由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农业经营管理站见证。

2015年3月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安徽铁路建设的若干意见》（皖政[2015]27号），为加快安徽省铁路发展，将包括本案“合安客专线”在内的多条线路纳入建设任务。2016年7月21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批复了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建设合肥至安庆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先行用地的请示》，同意先行用地140.0351公顷。2016年9月3日，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作出《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对新建合肥至安庆铁路合肥市肥西县段项目进行勘测定界，案涉项目经过本案原告经营苗木所在地块，需要征迁本案原告承租经营地块上面积约为50亩的苗木。

2016年12月16日，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花岗镇合安高铁、合九绕城联络线项目征迁标准的批复》（肥政秘[2016]128号），对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人民政府《关于要求批准花岗镇合安客专、合九绕城联络线征迁项目涉及村庄拆迁标准的请示》予以批复，有关青苗补偿标准为《肥西县被征收土地上房屋其他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其中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在征地告知后，凡在拟征土地上抢建、抢栽、抢种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 。2017年1月3日，合肥市铁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关于印发合安高铁合肥地区征地拆迁工作布置会会议纪要的通知》（合铁办[2017]1号），明确沿线县（区）政府作为征地拆迁工作的责任主体。

同年1月10日，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花岗镇政府以及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共同对被征迁苗木地块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相应笔录，对案涉苗木树种、规格、数量予以确认，各方均签字确认。同年3月1日，花岗镇政府向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送达《合安客专红线范围内苗木迁移的通知》，要求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在3月8日前将案涉苗木迁出红线范围外，逾期不迁，视作自动放弃。同年3月3日，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向花岗镇政府递交《关于金燕园林公司苗圃拆迁事宜的报告》，表示无力按照前述要求完成搬迁工作，并请镇政府按照评估价回购。同年3月10日，花岗镇政府组织人员将案涉苗木予以铲除。合肥金燕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对此不服，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案涉拆除行为违法。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花岗镇政府铲除、毁损原告流转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陶店村50多亩土地上附着物（苗木、鱼塘）的行政行为违法。宣判后，被告花岗镇政府及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政府未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在行政审判工作中，应依法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为予以纠正，对不规范行为予以指引，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和自主经营权。行政强制必须依法设定、由法授权、按法实施、受法约束。政府推进重大工程建设，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予以配合亦属应有之义。但若因此要征收或者征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财产的，应当给予权利人合法合理的补偿，并且这种补偿也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此外，对于因重大工程进度要求，而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短期内予以配合的时候，政府亦应给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充分的准备时间。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期予以配合并已经向政府予以提出的情况下，政府则应当从服务型政府的标准和要求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不能只考虑行政效能，而忽视程序正义，采用强制拆除的方式予以处理。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应当充分发挥司法的评价、引导功能，加大对侵犯财产权行为的监督力度，从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予以确认违法，正是这种评价、引导功能的体现。

8.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诉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情简介】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公司）系淘宝网运营商。淘宝公司开发的“生意参谋”数据产品（以下简称涉案数据产品）能够为淘宝、天猫店铺商家提供大数据分析参考，帮助商家实时掌握相关类目商品的市场行情变化，改善经营水平。涉案数据产品的数据内容是淘宝公司在收集网络用户浏览、搜索、收藏、加购、交易等行为痕迹信息所产生的巨量原始数据基础上，通过特定算法深度分析过滤、提炼整合而成的，以趋势图、排行榜、占比图等图形呈现的指数型、统计型、预测型衍生数据。

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景公司）系“咕咕互助平台”的运营商，其以提供远程登录已订购涉案数据产品用户电脑技术服务的方式，招揽、组织、帮助他人获取涉案数据产品中的数据内容，从中牟利。淘宝公司认为，其对数据产品中的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享有财产权，被诉行为恶意破坏其商业模式，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美景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500万元。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1.关于淘宝公司收集并使用网络用户信息的行为是否正当。涉案数据产品所涉网络用户信息主要表现为网络用户浏览、搜索、收藏、加购、交易等行为痕迹信息以及由行为痕迹信息推测所得出的行为人的性别、职业、所在区域、个人偏好等标签信息。这些行为痕迹信息与标签信息并不具备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可能性，故不属于《网络安全法》规定的网络用户个人信息，而属于网络用户非个人信息。但是，由于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包含有涉及用户个人偏好或商户经营秘密等敏感信息，因部分网络用户在网络上留有个人身份信息，其敏感信息容易与特定主体发生对应联系，会暴露其个人隐私或经营秘密。因此，对于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除未留有个人信息的网络用户所提供的以及网络用户已自行公开披露的信息之外，应比照《网络安全法》关于网络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应规定予以规制。经审查，淘宝隐私权政策所宣示的用户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在形式上符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要求，涉案数据产品中可能涉及的用户信息种类均在淘宝隐私权政策已宣示的信息收集、使用范围之内。故淘宝公司收集、使用网络用户信息，开发涉案数据产品的行为符合网络用户信息安全保护的要求，具有正当性。2.关于淘宝公司对于涉案数据产品是否享有法定权益。首先，单个网上行为痕迹信息的经济价值十分有限，在无法律规定或合同特别约定的情况下，网络用户对此尚无独立的财产权或财产性权益可言。网络原始数据的内容未脱离原网络用户信息范围，故网络运营者对于此类数据应受制于网络用户对其所提供的用户信息的控制，不能享有独立的权利，网络运营者只能依其与网络用户的约定享有对网络原始数据的使用权。但网络数据产品不同于网络原始数据，数据内容经过网络运营者大量的智力劳动成果投入，通过深度开发与系统整合，最终呈现给消费者的是与网络用户信息、网络原始数据无直接对应关系的独立的衍生数据，可以为运营者所实际控制和使用，并带来经济利益。网络运营者对于其开发的数据产品享有独立的财产性权益。3.关于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美景公司未经授权亦未付出新的劳动创造，直接将涉案数据产品作为自己获取商业利益的工具，明显有悖公认的商业道德，如不加禁止将挫伤数据产品开发者的创造积极性，阻碍数据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广大消费者福祉的改善。被诉行为实质性替代了涉案数据产品，破坏了淘宝公司的商业模式与竞争优势，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根据美景公司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估算，其在本案中的侵权获利已超过200万元。

综上，该院于2018年8月16日判决：美景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淘宝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200万元。一审宣判后，美景公司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于2018年12月1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首例涉及大数据产品权益保护的新类型不正当竞争案件。当前，大数据产业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一个蓬勃兴起的新产业，但涉及数据权益的立法付诸阙如，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 本案判决确认平台运营者对其收集的原始数据有权依照其与网络用户的约定进行使用，对其研发的大数据产品享有独立的财产性权益，并妥善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性条款对擅自利用他人大数据产品内容的行为予以规制，依法保护了研发者对大数据产品所享有的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也为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营造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9. 重庆市磁器口陈麻花食品有限公司与重庆喜火哥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九龙坡分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情简介】

陈昌银系第3505312号“陈昌银”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30类）为：麻花、面条等。注册有效期自2004年9月7日至2014年9月6日止，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14年9月7日至2024年9月6日止。陈昌银许可原告重庆市磁器口陈麻花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市陈麻花公司）使用“陈昌银”商标，重庆市陈麻花公司有权以自己名义对“陈昌银”商标向他人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参与诉讼程序，并有权以自己名义全权处理“陈昌银”商标的打假、维权事宜。自2004年起，“陈昌银”先后被评为中国磁器口民间美食文化节“名优特奖”、重庆市著名商标等称号。2012年至2015年，重庆市陈麻花公司投入大量广告宣传陈昌银麻花。

2015年8月1日，被告重庆喜火哥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九龙坡分公司（以下简称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与陈昌江签署《劳动合同》，双方约定陈昌江担任调味师岗位。后陈昌江向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出具姓名使用授权书：同意贵司在贵司生产的麻花包装上、广告上无偿使用本人的名字，并同意贵司将本人的名字申请作为贵司产品的注册商标。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生产的麻花产品包装袋上使用了“陳昌江”“磁器口陈麻花”等标志。原告认为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生产、销售带有“陳昌江”“磁器口陈麻花”标志的麻花产品的行为已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重庆喜火哥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火哥公司）、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立即停止在第30类麻花产品包装及淘宝网站上对原告“陈昌银”商标权的侵权行为及对“磁器口陈麻花”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等。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重庆市陈麻花公司经商标权人陈昌银的许可，取得“陈昌银”注册商标的使用权，并有权以自己名义对“陈昌银”商标向他人提起商标侵权诉讼。一般而言，姓名是人类为了区分个体，给每个个体给定特定名称符号，是通过语言文字信息区别人群个体差异的标识。当姓名作为商标注册并使用时，姓名就和商标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重合，同时产生一定冲突。自然人的姓名应用到商业领域后，表现出与商标标识类似的特性,并非是人格意义上识别个人的符号，而是用于识别商业活动中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标识，而不因其获得拥有该姓名的自然人授权即可以不受规制地使用在商业活动中用于区别商品或服务。

基于“陳昌江”标识与“陈昌银”商标整体外观近似，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使用“陳昌江”标识的时间在重庆市陈麻花公司使用“陈昌银”商标之后，并无任何在先使用的事实，亦无证据表明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对其标识进行商业宣传、投入以建立起其标识自身的知名度，考虑到重庆市陈麻花公司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使用“陳昌江”作为商业标识有明显搭便车的故意。从相关公众的角度，容易误认为“陳昌江”与“陈昌银”有一定关联性，使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因此，被告在其生产、销售的商品上使用“陳昌江”的行为侵犯了重庆市陈麻花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未能合理解释与磁器口陈麻花有何种关联性，被告使用“磁器口陈麻花”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遂判决：被告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立即停止在第30类商品上使用侵犯第3505312号“陈昌银”注册商标权的陳昌江标识，立即停止使用磁器口陈麻花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等，同时由喜火哥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宣判后，喜火哥公司及喜火哥九龙坡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企业商标是生产经营者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质量象征，亦与企业商业信誉、文化品位以及市场核心竞争力等息息相关。我国作为传统文明古国，承载个人技艺、蕴含地方特色、弘扬历史文化的食品小吃、手工工艺品等传统手工产业发达，产生了许多以创始人姓氏或名字注册的知名商标和民族品牌。基于自然人的姓名极易重合或相似的重要特征，对此类商标的依法全面保护尤为重要。本案严格区分商业活动中正当使用自然人姓名与侵害姓名商标权之间的界限，细化了姓名商标侵权的裁判规则，有效制止了攀附他人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依法保护姓名商标权企业合法权利、引导市场主体守法经营以及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等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10. 上海微微爱珠宝公司、吴微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宣告无罪)案

【案情简介】

上海微微爱珠宝公司（以下简称微微珠宝公司）系一家在沪经营多年的民营企业。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间，微微珠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微微以投资或者经营需要资金周转等为由，通过出具借据或签订借款协议等方式，分别向涂某等向十余位借款人借款共计1.5亿余元，其中大多承诺较高利息，部分提供房产抵押或珠宝质押。所借款项主要用于偿还他人的借款本息、支付公司运营支出等。至案发，吴微微和微微珠宝公司对上述款项尚未完全支付本息，故被公诉机关指控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从宣传手段上看，吴微微借款方式为或当面或通过电话一对一向借款人提出借款，并约定利息和期限，既不存在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情形，亦无证据显示其要求借款对象为其募集、吸收资金或明知他人将其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的情形；其次，从借款对象上看，吴微微的借款对象绝大部分与其有特定的社会关系基础，范围相对固定、封闭，不具有开放性，并非随机选择或者随时可能变化的不特定对象。对于查明的出资中确有部分资金并非亲友自有而系转借而来的情况，但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吴微微系明知亲友向他人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此外，其个别亲友转借的对象亦是个别特定对象，而非社会公众；再次，吴微微在向他人借款的过程中，存在并未约定利息或回报的情况，对部分借款还提供了房产、珠宝抵押，故吴微微的上述行为并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上海微微爱珠宝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吴微微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单位上海微微爱珠宝有限公司无罪；二、被告人吴微微无罪。一审宣判后，公诉机关提起抗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且诉讼程序合法，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民间融资作为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在解决民营企业资金短缺困境的同时，也增加了民营企业经营和法律风险。司法实践中要严格把握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审慎对待由于民间融资引发的经济纠纷，防止刑事手段过度干预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本案通过审理依法认定被告人既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借款对象亦非不特定人员，其借款融资行为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宣告无罪。当然，吴微微及微微爱珠宝公司的借款行为虽未构成犯罪，但依法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借款人陆续通过诉讼、协商等方式，确保其债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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